很小的时候，当我还穿着白衬衫和蓝色百褶裙的校服时，作为优秀学生在国旗下发言。讲稿里，我写了这样一句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或许是科学家、或许是设计师、或许是文学家，只要付出努力，命运终将给我们最丰裕的回报。

是的，我的确是这样说的，和所有不谙世事的孩子一样。从历史教科书里读懂“天赋人权”开始，我一直执著地认为，人生而平等，勤奋改变命运。直到现在，或许更远的将来，我都要说服自己，这样的信仰，颠扑不灭，否则人生将万念俱灰。

工作和爱情一样，太认真伤心，不认真无趣。也许是从业时间不足2年，用一些前辈的话来说，“还矫情得很”，尽管努力做到专业，却总是在陌生的地方，被突如其来的震撼刺痛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比如，在青海乐都。

和其他选题不同，《新世纪周刊》2月28日封面报道《营养的贫困》是一组静态选题，没有重大公共事件的跌宕起伏，更没有揭黑刺腐的波澜壮阔。在刚开始时，我和同事甚至疑惑，这个选题也能做封面？

事实证明，是我们的觉悟太低。而这个事实，在我从西宁到乐都的2个小时大巴上意识到的。路旁，是我从未见过的荒凉颓败，小土屋、大黄狗，还有看似永远冒不出烟的烟囱。灰扑扑，亦如历史上的描述，我猜测，当时这里是属于西域楼兰，也许有小河公主蒙着黄色面纱，古铜色肌肤的铁匠光着膀子打造剑戟。

我跟我遇到的一个初中女生闲聊，说起过这些虚无缥缈的想法。她笑笑，脸上的高原红动了一动，递给我一个土豆。她对这些并没有太大兴趣，反而对我的耳钉带些好奇。她纯真地笑，问我：姐姐，天安门真的和传说中一样，那么大？

女孩的成绩并不算好，她的姐姐初中毕业就嫁人了。她是西部山村里的一个典型的女孩子，家境一般，父母健在。她明白自己的命运，考不上高中，就去玉树打工。命运蓝图的线条简单而粗暴，也许，在未来的不久，她会嫁给一个同样长着两块高原红的小伙子，或者，或者，和所有都市里不太礼貌的故事一样，她遇到一个有钱的中年人，开始低端版喜宝的故事。

这些我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我问：你的理想是什么？问完后，我的脸红了一红，这个问题实在是好愚蠢。这个女孩，和我遇到另一个女孩赵延莉不同。赵延莉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而这个女孩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是的，这就是一些，也许是大多数普通的过着普通生活的女孩的命运。她们的生活是可以继续的，她们的境遇也不需要太多的同情。

当然，在我的稿子里，在我起始的感慨里，我写到最多的是晁得伟。那个从未见过100元人民币的孩子，那个从小失去母亲却笑得纯真的男孩，那个在我将要落泪的时候微笑着递给我纸巾的小男孩。

我们同情的、帮助的，更多是这些类似身残志坚，类似家境贫穷依然矢志不移的孩子。我很开心，很大程度上，在各方面力量的作用下，这样的孩子更容易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篇封面报道的后续，是老套而温暖的。《营养的贫困》发表后，财新网和国家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创立捐款账号，让每一分钱都落到孩子的嘴里。

而对我本人来说，感动的事情也颇多。我在微博和财新网上发了乐都孩子们的照片，就是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的眼神里，是灵魂。有很多朋友为乐都县瞿昙镇磨台中心学校的晁得伟伸出援助之手，他们中，有著名律师、有大学教师，也有企业家。这些情况，也是该校马校长告诉我的。

微博的作用还在于，在“中一在线”和同事张岚的推动下，浙江海宁县的一家窗帘企业为瞿昙镇磨台中心学校援助窗帘。窗帘的故事，起始于一个心酸的玩笑。在西部，太阳很烈，戴着墨镜，甚至感觉眼睛都是刺痛的。我问马校长：你们这里的宿舍怎么都没有窗帘。他笑笑：因为穷，我们这里习惯了，不需要窗帘。

对于贫困地区孩子的免费午餐问题，从《营养的贫困》以来，如今已成为电视、网络、周刊、都市报全方位合作、推动的课题。不可否认，央视新闻30分的播出，对财政部、各省县带来了推动的动力。乐都县教育局局长周永善给我发短信说，当地孩子的午餐问题即将得到解决，这位曾在浙江诸暨市挂职锻炼的西部干部，纯朴而热情，他发誓“要让这里的孩子，以食物改变人生，尽到最大的力量”。我将这个短信存在“我的文件夹”里，作为对一名基层干部做出许诺的最宝贵的尊敬。

罗里罗嗦一堆之后，我想说，贫困没有摧毁这些孩子的眉目，是最幸运的事情。但生而恶劣的生存环境，命运是不同的。如果这就是命运，本来就不公平，用一些食物来成全，是必须而最基础的帮助。而灵魂里的那点火光，我希望，它在那里，并且可以通过书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