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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温州动车事故”记者手记:死亡列车

D301和D3115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驶入一场举国阵痛的灾难。在列车上,有从杭州旅游回来的项炜伊和她的爸爸妈妈,有周晨特和妈妈、姥姥、姥爷,以及怀着7个月身孕的小姨。有寻找暑期实习的大学生,也有远道探亲的老人。

事故发生一周后,我乘坐动车,从温州南站开往宁波东,路过事发地段。我拍摄下事故后的画面。铁路桥上,灾难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只剩下一个斑驳的缺口。铁路桥下,那个叫双岙的小村子清晰可见,村子里居住着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在第一时间自发投入救援。

在火车残骸被拉往温州货运西站之后,一些拾荒人来到这里,试图寻找值钱的物件。一位南方报业的记者花钱买下了某部相机的卡片,里面是一对年轻人幸福的笑靥。我的同事从现场拾到一张“司机室”的残旧铁牌,还有拾荒者从泥土里,挖出手表、钱包甚至鱿鱼干。

     我试图想象,关于列车上的那些人们。就像几乎所有浙江小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闲下来,他们会带着儿女出游,会开车去度假山庄钓鱼,会去杭州的银泰百货购入中规中矩的时装,或者在小城特有的咖啡馆里啄螺蛳。他们的生活富足而安逸,遇难者遗体上的卡地亚戒指、AP手表,悲哀地证明了这一点。

亲属们甚至在温州南站,嘶声大喊:“我们是买一等座的,我们不缺钱,我们不需要你们给的买命钱。”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人信服的真相。

在我居住的速8宾馆里,有一个来自瑞安的镇长,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媳妇,和2岁的孙子,死于这场灾难。7月25日深夜,我经过宾馆走廊,看到这个50多岁的男人和他的妻子相对无言,他的眼睛红肿,身边的烟灰缸已经塞满烟头。

“你是记者么?”他用浙江土话问我。

我努力用家乡话回答他。

无言以对。

我答应他,不把他的故事写进报道里。

第二天,就在第二天,我在殡仪馆,远远看到镇长和他的妻子。我和几十家媒体正一起围着杨峰,围着周德服,镇长和他的妻子从旁边,默默地走了过去,虚弱得像两片快要坠落的树叶。

在事故现场的铁路桥下,我曾遇到戴着草帽、神情焦急的中年的男子,他的四位亲人全都在死亡动车上,当时尚未找到遗体。我遇到穿白体恤的男子,跪求,要求找回唯一的妹妹的半个头。我也看到,一副副列车残骸罩上红、白、蓝三色格子帆布,被巨型推车运往温州货运西站。我忍不住,这些残骸上,是否附着着那些向往幸福的灵魂?

7月30日晚,我从浙江回到北京。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那一刻,一周内,我第一次有想哭泣的冲动。 

从温州,我带回一皮箱被汗水浸透的脏衣服,我将它们投入洗衣机的那一刻,想起,7月24日中午骄阳下,尚在压成铁皮盒子里的项炜伊,当时,这个幼小的小女孩,是用怎样的意志力在坚持?

我想起,7月24日傍晚6时许,当吊车吊起铁路桥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一刻钟内,闪电、雷鸣,瓢泼大雨,和前一天事故发生时的天气,似乎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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