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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上的青春

 

某种程度上,个体的生存往往像极了一尾鱼,人们总需要在复杂的生态环境里执著地活下去,比如触手可及却总要花费一番力气才能吃到的水草,残酷的“大鱼吃小鱼”的达尔文法则,或者大多数人都会顺随着宿命的安排,来一场例行的“洄游”。

在所有这些苦苦奋斗值得被历史书写却往往因为卑微而被遗忘的人群里,俗称的“外来妹”是一个鲜活的群体样本。她们把饱满多汁的青春熬进机械化大生产冷冷造就的流水线上,有时候,物欲横流的城市甚至未曾意识到这些血肉个体的存在感,无论是觥筹交错的晚宴还是流光溢彩的奢侈品,往往和她们无关。

和她们相关的,唯有充满着原始的勃勃生机的肉体、从蛮荒地带逃脱寻觅更好生活的勇气,以及冥冥之中试图改写宿命的浅薄的运气。

 

挣扎着,为了更好的生活

 

在描述这些进入城市的打工妹群体的影视剧里,90年代的电视剧《外来妹》大抵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部作品,它将故事的发生地设立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先驱地——深圳。深圳这一座城市似乎出现在一夜之间,在逐鹿的人们眼里,它就像海市蜃楼一般虚幻而美丽,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城市运行规则还未形成,个体的命运裹挟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之中。在服装厂零落的碎布头里,在绳带厂鲜艳的染色剂里,在玩具加工厂带着甲醛气味的生产车间里,外来妹的命运在此间起伏,就像石头缝里最为顽强的野草,拼命地朝着命运洒下来的阳光生长。

 

有这样一个漂亮女孩,叫做小燕,她来自浙江某一小县城的农村,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浙江还相对比较贫穷,人们若是好不容易花了几多钱,脱下了腈纶衬衫,便会不自觉地穿着碎花的确良衬衫走街串巷。某一个黑漆漆的夜里,小燕的父亲驾驶着农用小四轮掉进了死亡的深渊。新丧的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就像在寒风中簌簌发抖的树叶。而作为长女,不满20岁的她,意味着要被迫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她选择来到深圳,对于那些在彼时未能顺利升学的浙江农村女孩来说,最好的出路就是到浙江人办的深圳服装厂打工。是的,人们有时候把这座城市叫做“女人的天堂”,相对于其他地方,这里的女人更能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自我创造是这一座新兴城市的核心原则,缘于自身的改造可以诞生出很多传奇故事:来自煤矿小镇的女孩变成了电台明星,来自偏远地区的小秘书因为身体写作而一夜暴富,大家都想在这一个工厂地区出人头地,相比于内地,相应的捷径更是五花八门。

 

于是,在这一个叫做小燕的漂亮女孩身上,也发生了对当时的年代来说,几乎是大同小异的一个旖旎而残酷的故事。在服装厂做了一段休息时间严重不足的缝纫工后,小燕遇到了一个香港人,比她大上十来岁,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很快,甚至在来不及知晓香港人的婚史之前,小燕便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她带着来时并不多的行李,匆匆离开了挤满了十几个铺位的工厂宿舍,住进当时聚居了一堆内地女性的皇岗村。坊间传言,她其实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但这对于小燕来说,相比于生存和幸福,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毕竟她的母亲从此不必为下锅的柴米油盐发愁,她的妹妹顺利考上了中学,而她也穿上了质地不错的红呢大衣。

 

没有人关心小燕是否爱着这一个相貌还算端正的香港人。在亲友们艳羡的目光里,她带着大儿子和刚出生不久的第二个儿子,大包小包回乡探亲。不过,世俗的眼光怎能放过她。后来,在家乡人唾沫纷飞的流言里,她失去了音信。再后来,听说,第一个香港人跟另外一个女人好了,于是,她又嫁给了另一个香港人,不管怎么说,就像小燕妈妈的话——这一回“至少是拍了婚纱照的”。

 

当然,小燕的故事并非当时所有女性的范本,只能代表一小部分外来妹的非典型生活,而这样带着或多或少冒险精神的“嘉莉妹妹”,在二十年后的北上广更是比比皆是。野模、外围女、选美出身的职技校大学生,或者电视台里卯足劲儿要上位的女主持,也不过是如此的翻版而已。

 

美国记者何伟在他的著作《奇石》里提到过这样两位女性。一位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从一位矿泉水厂流水线的女工,以偶然的机会一跃成为广播谈话节目的胡晓梅,她的一百多万听众,大多数是在关外打工的年轻女孩。即便深圳电台跟其他媒体一样由官方主办,胡晓梅依然经常给出各种大胆的建议,她还经常在电视上露面,虽然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却也能摆出一副老练的样子。另一位是当时流行一时的打工文学作家缪永,她本来是一位工厂主年轻但不貌美的小秘书,却通过版税一夜暴富,住上了豪华的高层小区,也有资格爱上卡碧的薄荷香烟。

 

这些从打工妹出身继而白手起家的女性,或许今天便是开着捷豹在深圳成熟的街区逡巡的“富婆”们。她们似乎并非依靠女性的优势取胜,无论是电台主持人还是女作家,都需要一定的天赋,更需要付出卓绝的努力,还需要把握住命运偶然垂下的橄榄枝;但她们似乎又是依靠女性的优势取胜,只有在深圳这样新兴的城市,只有在那一个到处充满着机遇的时代,这些并不拥有高学历,也未能够得上美人称号的女性,才能敏锐地依靠女性超乎寻常的直觉,脱身于外来妹这一卑微而生机勃发的群体,却又利用这样的身份苦心经营,寻找到一条稳妥的阶层上升之路。

 

更多的是平常的人生

 

唯有传奇才会被记录,但世间更多的却是平常的人生。就像一块块被踩踏的基石,她们毕生都在勤勤恳恳地耕耘,但终其一生却未有更大的成就,或许甚至连拥有一个故事的资格也是稀缺的。

 

这些城市里最底层的普通女工们,往往拥有最平常的样貌,最平常的遭际,最平常的流水线上的青春。在关外摩托车飞驰而过的大街上,在街头5块钱管饱的沙县小吃里,在义乌人开设的小商品市场里,在缠绕着电线和小灯泡的服装夜市上,她们平淡的面容,甚至不值得在路人的记忆里停留一个瞬间,或许只有那双劣质的塑料高跟鞋才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正是这一件出于爱美之心的失败的装饰物,才让她们走路的样子像一只摇摇摆摆的企鹅,那么可笑而又令人同情。

 

她们往往拥有超乎常人的忍耐力,比如在热不透风的车间里,连续踏上几十个小时的缝纫机,或者像进行省钱比赛一样,一顿午饭只吃一个馒头,就着家里新寄来的笋干菜,或者腌萝卜,或者在挤上春运的火车前,用细密的针脚,将几十张老人头的年终奖,缝进因为洗了太多次而显得并不合身的便宜胸衣上。

 

在繁重的过度依赖强壮身体的劳动生涯里,她们也会拥有一些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比如穿上最干净最漂亮的裙子,到世界之窗的门口,花上几块钱请“一分钟成像”的旅游摄影摊,拍上一张照片;或者在海上世界巨大的邮轮,一边听着并不能听懂的粤语歌,一边试图用贫瘠的想象力给家乡的弟弟妹妹编织一个外面的世界;或者透过中英街的铁丝网,默默在心里告诉自己,另一端就是香港,而那些来自香港的黄色杂志,和印着比基尼的影碟,以及总是吹着口哨、光膀子骑摩托车的广东小烂仔,总是让这些羞涩的内地女孩子们忙不迭地尖叫着跑开。

 

不要遗憾,她们当然也追求爱情,不过她们的爱情,往往像庄稼地里的那一亩稻米,下种、施肥、灌溉、生长、成熟,是踏踏实实的,切合实际的。她们会喜欢上车间里勤力干活的黑皮肤机修工,但绝不会听信小烂仔、或者香港人的任何一句甜言蜜语。只有一个至少看着踏实的小伙子,才能用数张电影票的诚意,换来她们略微放松的心房。她们的爱情,有时的确会消磨在几块钱一个小时的破旧的钟点房里,但初衷总是要开花结果的,是要在春节的时候,欢欢喜喜地和老家人一起放鞭炮、嗑瓜子、吃年夜饭,来年还要扯了红证、抱上胖小子的。那些浮夸的誓言,没有名分的皇岗村,戴着眼镜的看似文雅的有钱人,天生不属于这些谨慎的踏实的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普通女孩。她们时刻警醒着,因为她们永远不会拥有犯错之后卷土重来的运气和资本。这是她们唯一能在乱世里保护自己的珍贵的自知之明。

 

和岁月一起,她们终归会蜕化为同样面目平淡的母亲,日复一日继续为生活奔波,那一笔缝在胸衣口袋里带回家的财富,或许是她们最好的嫁妆,或许是贴补已有家庭的财富,或许也会成为在家乡的青石板小巷里开一爿小食店或者小卖部的原始资本。她们的丈夫,或许并不是那一位来自异乡的黑皮肤机修工,而是家乡某一位曾偶然为她们的老父亲抢了一渠田水的小伙子。她们会一边用来自深圳的绳带绑着女儿的辫子,一边缓缓地说起关于深圳的故事,那些关于外来妹的故事,而女儿却一心挂念着邻居大哥哥家的新舶来的变形金刚,对于她来说,深圳、蛇口、世界之窗、海上世界,不过是母亲嘴里时常念叨的几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名词而已。

 

但是,一些人,终归会在年轻的时候死去。在福田的一处公墓里,有这样一群在90年代死去的女工。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买不起墓穴,骨灰盒只好寄在一个一个孔格的骨灰墙上,名匾上有照片,记录下她们永恒的最鲜妍的样貌。她们的过往纷繁复杂:劳累过度,倒在从不为死亡停留一刻的流水线上;困于一时鬼迷心窍的传销,由于血本无归选择了自杀;或者因为男友的离弃,丧失了内心的力量,为情自戕……

 

这些或刚烈或软弱的自杀的女性往往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在向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她们曾经或许可以过上比原来富足的生活,甚至因为超越一般人的资质,于是具备一定的幸运,通过个人的努力成为中产阶级,即便在深圳这样竞争激烈的城市,她们也因为更多的冒险精神,于是可以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如此的转变过程往往也充满了血肉模糊的痛苦,当内心的坚持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之后,女性固有的坚韧往往灰飞烟灭,走上不归路,死亡似乎是摆在她们眼前最好的解脱。

 

对身处上个世纪90年代的她们来说,很多时候,这一个城市是如此地矛盾,激烈冲撞的内核总是让这些外来的打工妹们不知身处何处、所望何方。在深圳的市中心,拥有当时最高的建筑地王大厦和标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邓小平画像。而坐上北上的公交车,经过摩天大楼和住宅小区了,远离市中心一步,两旁的楼房便破败一分,直到驶过山丘,接近绕着长长的链状的铁丝网,围墙的另一端便是粗糙的、不曾完工的水泥建筑,永不停歇的来来往往的推土机和重载卡车,以及吐着黑烟的厂房,和永远闷热潮湿的狭小的女工宿舍。

 

墙内是她们的灵魂所要追逐的繁华世界,墙外是这些异乡人栖息卑微肉体的现实生活。只有歌星杨钰莹那甜美到发腻的歌声才能飘过这一张长长的铁丝网,这一首《外来妹》的主题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红极一时,“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

 

 

周凯莉

媒体人、财经兼时尚专栏作家。致力于财经时尚化、时尚专业化的kelly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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