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武的前半生已经过去了。他生命里最好的十年，从32岁到42岁，是在河北省霸州市看守所里度过的。2011年11月4日，一纸终审宣判，意味着被判无罪的他终于重获自由。河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在2009年11月12日即作出，却在整整两年后才向当事人宣判。

十多年前，发生于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的两桩灭门案，将原伟东、汤凤武、陈瑞武、杨洪义、尚志红、王晓敏等人牵涉其中。自2001年陆续被拘开始，他们经历了一审死刑、发回重审，第二次一审、又发回重审，第三次一审、终审改判的司法“马拉松”。

2009年11月12日，河北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决认定：就2000年刘德成一家三口灭门案，对王晓敏、尚志红、原伟东、陈瑞武、杨洪义等人的故意杀人罪指控不成立；就1995年杨长林一家灭门案，对原伟东、汤凤武两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详见2011年12月5日《新世纪》周刊《廊坊灭门案马拉松》一文）

陈瑞武、杨洪义、尚志红在看守所度过整整10个春夏秋冬之后，终获无罪释放。

我花了三天时间追踪刚刚获释的陈瑞武。一出看守所，他的妻子魏金玲便丢弃了所有陈瑞武的旧物。这些旧物，在他们看来是“不吉利的”。陈瑞武穿上了新买的皮衣、皮鞋，甚至还带上了一块地摊上买的新手表，即便走在天津塘沽的街头，他看起来也是一个“体面的正常人”。

但是，在久别10年的妻子魏金玲看来，他似乎“不太正常”。陈瑞武喜欢出门遛达，买回各种各样的便宜东西，比如长了虫眼的青菜、烂了一个洞的土豆，甚至小孩子吃的棒棒糖。

“你咋啥都买啊？你兜里有多少钱啊？”魏金玲指责丈夫。目前，陈瑞武夫妇的生活，全靠魏金玲支撑。她在塘沽的一家小饭店当收银员，每月薪水700元。

“我看什么都新鲜，10多年都没见过这些……”陈瑞武嗫嚅着回答。

让我有些意外的是，陈瑞武总是随身携带着那张“无罪释放证明”。他把证明小心翼翼地折成小方块，夹在皮衣口袋的夹层里。他告诉我，他害怕走在街头，“又被警察抓起来”，这张“无罪释放证明”可以证实他的清白。

在陈瑞武夫妇租住的8平方米小屋里，他向我回忆起在“里面”的日子，早上6点起床，搓棉签或者扎花圈，晚上10点半收工睡觉。十年如一日。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律师和亲人的奔波，会带来好的结果。

漫长的诉讼过程里，陈瑞武觉得“每天头上都有一把大铡刀”，随时都会落下。最后两年，他隐约听说河北省高院“判了我们无罪”，但宣判一直没下来。这段日子更为难熬，他常常在梦里惊醒，在狱友的磨牙、梦呓声里，痛哭失声。

即便重获自由，过去依然在陈瑞武身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他曾遭遇过严酷的刑讯逼供。2001年在霸州警方提审时，陈瑞武等人被关在铁笼子里，打上大灯，日夜不让睡觉。办案刑警用胶带糊住他的嘴巴，削尖的筷子插入脚后跟，还将电线绕在耳朵、胳肢窝、生殖器上电击……酷刑之下，陈瑞武曾咬断舌头，试图坚持“不做口供”；为了使笔录无效，他故意将“陈”字右半部分的“东”写成“车”，将“武”字添上一撇。

有一回，陈瑞武因为口渴至极，无奈喝下自己撒的尿，办案刑警开始逼他生吃辣椒、喝芥末油，还拿出感冒药“白加黑”，让他在大白天大剂量服食黑片。

“这么刑讯逼供不违法吗？国家的条文是不是都有规定，不许刑讯逼供！”陈瑞武问。

他和杨洪义等人想为这十年来遭受的一切讨一个说法。一些法律专业人士建议，陈瑞武、杨洪义等人可以就“无辜被拘”提起国家赔偿申请，并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司法机关的责任，包括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的责任，2年超期拘押的责任。

但事实上，对于陈瑞武们来说，这是一条漫漫长路。十年来的上访、申诉，这些家庭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加上十年前的办案人员调迁、退休，申赔之路困难重重。

2011年12月初，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和陈瑞武、杨洪义回到10年前的案发地——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被害人刘德成一家的砖混小楼被改造成了商铺，一楼的店面租给了外地人开设的水果摊、理发店。小楼对面，曾是陈瑞武的老乡原伟东的小卖部。一次走访，将陈瑞武卷入了这场无妄之灾。和小楼相距50米处，则是杨洪义曾经开设馒头铺的地方，如今已经新搭了棚子，易手他人。

物是人非。如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并不知道十年前发生了怎样一桩灭门血案，从而改变了六个家庭、七名被告人的命运。

“就像一场梦。”陈瑞武叹了一口气。

他说，最紧要的当下，是继续活下去。

他瞒着妻子，一个人跑到天津塘沽的一家建材市场，打算找一份临工。人来人往的街头，他和一堆农民工一起，等待雇主的到来。风起来了，他一边冷得跺脚，一边嗦嗦发抖地掏出一根烟。

他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我说话。

 “相不相信法律？其实我还是相信法律的。”

他顿了顿，又说：“我相信北京是有青天大老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