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01和D3115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驶入一场举国阵痛的灾难。在列车上，有从杭州旅游回来的项炜伊和她的爸爸妈妈，有周晨特和妈妈、姥姥、姥爷，以及怀着7个月身孕的小姨。有寻找暑期实习的大学生，也有远道探亲的老人。

事故发生一周后，我乘坐动车，从温州南站开往宁波东，路过事发地段。我拍摄下事故后的画面。铁路桥上，灾难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只剩下一个斑驳的缺口。铁路桥下，那个叫双岙的小村子清晰可见，村子里居住着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的外来务工者，他们在第一时间自发投入救援。

在火车残骸被拉往温州货运西站之后，一些拾荒人来到这里，试图寻找值钱的物件。一位南方报业的记者花钱买下了某部相机的卡片，里面是一对年轻人幸福的笑靥。我的同事从现场拾到一张“司机室”的残旧铁牌，还有拾荒者从泥土里，挖出手表、钱包甚至鱿鱼干。

     我试图想象，关于列车上的那些人们。就像几乎所有浙江小城市里的中产阶级，闲下来，他们会带着儿女出游，会开车去度假山庄钓鱼，会去杭州的银泰百货购入中规中矩的时装，或者在小城特有的咖啡馆里啄螺蛳。他们的生活富足而安逸，遇难者遗体上的卡地亚戒指、AP手表，悲哀地证明了这一点。

亲属们甚至在温州南站，嘶声大喊：“我们是买一等座的，我们不缺钱，我们不需要你们给的买命钱。”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人信服的真相。

在我居住的速8宾馆里，有一个来自瑞安的镇长，和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媳妇，和2岁的孙子，死于这场灾难。7月25日深夜，我经过宾馆走廊，看到这个50多岁的男人和他的妻子相对无言，他的眼睛红肿，身边的烟灰缸已经塞满烟头。

“你是记者么？”他用浙江土话问我。

我努力用家乡话回答他。

无言以对。

我答应他，不把他的故事写进报道里。

第二天，就在第二天，我在殡仪馆，远远看到镇长和他的妻子。我和几十家媒体正一起围着杨峰，围着周德服，镇长和他的妻子从旁边，默默地走了过去，虚弱得像两片快要坠落的树叶。

在事故现场的铁路桥下，我曾遇到戴着草帽、神情焦急的中年的男子，他的四位亲人全都在死亡动车上，当时尚未找到遗体。我遇到穿白体恤的男子，跪求，要求找回唯一的妹妹的半个头。我也看到，一副副列车残骸罩上红、白、蓝三色格子帆布，被巨型推车运往温州货运西站。我忍不住，这些残骸上，是否附着着那些向往幸福的灵魂？

7月30日晚，我从浙江回到北京。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那一刻，一周内，我第一次有想哭泣的冲动。 

从温州，我带回一皮箱被汗水浸透的脏衣服，我将它们投入洗衣机的那一刻，想起，7月24日中午骄阳下，尚在压成铁皮盒子里的项炜伊，当时，这个幼小的小女孩，是用怎样的意志力在坚持？

我想起，7月24日傍晚6时许，当吊车吊起铁路桥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一刻钟内，闪电、雷鸣，瓢泼大雨，和前一天事故发生时的天气，似乎一模一样。